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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第一课 文/李银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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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 05:32:15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大叶 于 2019-1-22 05:34 编辑

李银河:我的人生第一课[url=]老知青家园[/url] 1周前

  

70年代李银河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我的人生第一课文/李银河

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人生的第一课。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我的17岁到19岁,我在那里整整呆了三年。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经验。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我一开始按出身不好的人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我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的程度。


因为去兵团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去内蒙跟其他人心情不同。离京那天,记得是爸爸和堂姐到北京火车站去送我。几乎整列列车都是去内蒙的知青,送站的人群非常拥挤,简直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因为我们这些兵团战士都岁数太小(我们连队最小的一个女孩才15岁),而且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火车启动的一刻,随着咯噔一下晃动,全车爆发出一片哭声,现在想来真是再自然不过,可是我当时的感觉却很意外,因为我没有一点想哭的情绪,而是一种跃跃欲试走向火热的生活的期待。我只是向父亲和堂姐挥了挥手,思绪早已飘向远方,飘向我期待已久的生活。


70年代李银河与父亲相见在内蒙

记得刚上中学时,流行着一本书,叫做《兵团的女儿》,写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战士的生活,她患了瘫痪,但还是努力奉献,把个人的病痛放诸脑后。看上去很像身患瘫痪的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像忍受病痛的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电影《年轻的一代》,也是歌颂在边疆奉献的青年(我记得是杨在葆出演的,他是我的第一个青春偶像),同时批判了一个千方百计逃避边疆艰苦生活想回上海的反角(好像是达式常演的,记得从那么年轻时我就不喜欢奶油小生型的男人,而偏爱粗犷性感的男人)。我们当时都很狂热地希望过一种献身的火热生活,而不愿意当逃避艰苦生活的自私自利享乐主义的落后青年。记得在初一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是做一个勘探队员,因为《年轻的一代》中杨在葆所饰演的英雄人物就是勘探队员。我当时最爱唱的歌是那首《勘探队员之歌》,那支歌曲调动人,歌词浪漫,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

是那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火车开了很长时间,进入内蒙境内,周围景色越来越荒凉,是典型的戈壁滩、大草原景致。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粗犷感觉。后来,去云南插队的知青有很多都爱写小说(王小波也是其中之一),去内蒙的却很少有人写小说(只见过《狼图腾》和老鬼的《血色黄昏》),我想其隐蔽的原因恐怕跟两地殊异的气候地貌及风土人情不无关系。云南的绿草茵茵和边寨风情使人能够寄托浪漫的情怀,而内蒙的戈壁沙漠和粗砾寒冷的景致使人的精神变得粗糙和干硬。


下了火车,又坐卡车,卡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把我们连人带行李卸在了沙漠中间一块荒凉的洼地上。好在我们是自己从卡车上跳下来的,不是像自卸卡车那样由一根自动升起的钢柱把车厢前部顶起来,哗啦一下子卸下来的。后来看到许多知识青年的回忆录,有句套话:一见到那荒凉的大沙漠,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可是那不是我当时的感觉,我心中的准备太过充分,周围景致荒凉则荒凉矣,但是还是不如我期待的那么荒凉,我的心也一点儿没凉,而是充满了火一样的狂热。

我们的连队是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三连,那是沙漠中的一小片绿洲,一片平坦的空地上有几排土坯房,是用沙子下面的粘土直接合水脱坯盖起来的小房子。这土房还有另一种盖法,就是把前后各放一块木板,相距一墙之宽,然后用粘土掺水直接灌进去,打成一面墙,俗称“干打垒”。


兵团组建前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叫做太阳庙林场,顾名思义,是以种树为主的,负责在沙漠上种沙枣树,另外还有飞机播种能在沙漠中存活的红柳和白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学生一到此地,林场就被改为农场了。可能是因为这么多人要吃粮食,所以不得不把种树改成种粮食了。可惜,这个决策大错特错了,因为此地属于黄河河套地区,农地有灌无排,土地长期被水浸泡,很快就盐碱化了,远远看去,土地不是黄色的,而是白花花的一片,那都是水流走之后剩下来的盐碱。听说盐碱的成分是硝,是做炸药的材料,对于庄稼有极大杀伤力。多少年了,我们挥汗如雨辛苦种下的麦子,亩产才七十斤,而光撒下去的种子每亩就有三十斤。里外里,每亩只能收获四十斤麦子。我们去收割麦子的时候,劳累倒在其次,主要的感觉是辛酸——那麦子长得稀稀拉拉,麦秆都很少有超过一尺长的。多年之后,我旧地重游,发现农场又改回了林场,充分证明当初的决定是个错误。

同样是兵团,东北兵团跟内蒙兵团的人心情就不一样。后来看,主要是亩产700斤和亩产70斤的区别导致的。去东北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得到了应得的报偿,心情就比较愉悦;去内蒙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什么也没收获到,而且还被周围的牧民骂,说开荒破坏了他们的草场,造成了沙进草退,心情就更加沮丧。合着大家拼命流血流汗,不但没有建设成果,反而是搞了破坏。这就从根儿上破坏了大伙儿的好心情,所以当其他地方的知青大讲“青春无悔”的时候,我们就不爱听,因为我们的青春是完全地虚掷了。这也是我们连总共才有一二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个人的原因。那个癔病发起来就像一般的神经病一样,程度轻些,更精确的说法也许该叫“精神崩溃”。连里专门辟出几间土房,把这些得癔病的人单独关起来,倒也不是私刑的意思,而是保护他们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周围的人。因为癔病发作起来,有很强的攻击性,摔盆打碗是轻的,如果打了人就会酿成灾祸。发作人多的时候,一人一间屋子不够用,可是也不敢把两个病人放一起,他们要是互相伤害起来,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相对于内蒙很多的牧区,我们在这个农区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盖因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宜种庄稼。不但没有种出多少粮食,造成了我们当中许多人终身疾病(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所挖出来的水渠,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岗,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在一个被用作流放地的小岛上,犯人们每天被迫从岛的这边挑起一担水经过汗流浃背的跋涉,把水倒到岛的另一边,或者是把一堆木头从岛的这边搬到那边,再费尽千辛万苦搬回来,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心理学家认为,毫无意义的劳作对人的心理的折磨远胜过有意义、有结果的劳作,它能把人彻底逼疯。而我们的最美好的年华就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上。回想起来,这种日常的平庸而无意义的劳作,对于我们正值青春的花样年华的虚耗,对于人的心灵的戕害,比起酷刑和赤裸裸的残暴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北京,我没见过内蒙那么雄壮的蚊子,得有两公分长,看去像架小直升飞机似的。蚊子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一种叫做“小咬”的飞虫,也就一毫米长,可是咬起人来,狠劲比蚊子一点不差,一咬就是一个红疙瘩,更恐怖的是,小咬体积小,人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它们会钻进人的耳朵眼儿,搞得人生不如死。这都是我们刚去第一年的事情,后来时间一长,就再也没人在乎蚊子小咬了,它们不但从记忆中消失,而且好像也从现实中消失不见了。看来人是世界上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再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要有口饭吃,有口水喝,人就能活下来。我们去的地方毕竟不是夹边沟,在那里,人才会像没水的秧苗一样,大批地枯萎死去。

在兵团最值得记忆的是沙漠之旅。在离我们驻地不远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的乌兰布和大沙漠。在兵团的三年间,我们到沙漠中去过几次,好像是为了军事训练去的。内蒙兵团的定位是“屯垦戍边”,这是古代留下的一种做法,我们的编制方式全都是按准军事编制,分师团连排,连长和指导员以上的干部都是现役军人。给我们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发津贴(而不是像农场那样发工资,男兵每月6元,女兵每月6.75元,多出来的是卫生费)。刚去的时候还搞夜间紧急集合,拉练,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第一次见到绵延无际的沙漠是令人震惊的。大沙丘有好几层楼高,一面陡,一面坡,我们从坡的一面爬上去,然后在沙丘顶部坐下来,从陡的一面滑下去。后来在一些沙漠旅游地也玩过滑沙,那是专门开辟的滑道,用专门的滑板来滑沙的,而我们当年的滑法才是最原始的滑沙。


在沙丘之上行走,常常能看到小动物一串串细小的脚印,据说是狐狸留下来的。有一次,我们去沙漠拉练,真的在几米的近距离见到一只狐狸,它恐怕一年也不会遇到一个人,所以一见到我们就飞快地连窜带跳地逃走了,但是我们见到它却全都是惊喜。在大沙漠中跋涉了一阵,抬头一看,连长在远处的一座高高的沙丘上骑马伫立,像青铜骑士的雕塑,使人心中莫名感动。他那威风凛凛的风姿让人想起战争中真正的军事指挥员,可惜他领导的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士兵,只是一些干农活的农工,也没有真正的战事,只有以苏联为假想敌的煞有介事的拉练。


70年代李银河和朋友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在沙丘和沙丘之间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空地,全是龟裂的坚硬如石的粘土,植物大致只有两种,一种是红柳,是一种枝条呈紫红色的灌木;另一种叫白刺,也是灌木,但枝干是白色的。最让人惊喜的是白刺上会结一种黄豆大小的果实,非常甜美多汁,俗称“酸溜溜”,是非常好吃的野果。最不可思议的是,每棵白刺上的酸溜溜味道不同,有的偏酸些,有的偏甜些,所以每次吃酸溜溜都是一种冒险,有意外惊喜,不像你吃香蕉苹果之前早就知道它们会是什么味道。在北方那缺水也缺水果的地方,这种野果简直就像天赐美味,可惜数量有限,只能偶尔吃到。沙漠中还有一种水果,那就是沙枣了。沙枣树就像北方的枣树,只是树叶仿佛在绿色中掺了一些沙的颜色,成了带白色斑点的浅绿,沙枣比起大枣也多了一种沙沙的味道,个头不大,像酸枣。总之,口感不清爽,让人缺少吃它的欲望。


说起吃,那可真是乏善可陈。饿倒是没有饿着,我们因为是准军事编制,粮食定量是很高的,每月45斤粮食,女生觉得多一点,男生觉得还差点,所以,男生常常找我们女生要吃不了的馒头。因为干的是重体力劳动,所以就连女生也能每顿饭吃两三个馒头。米饭是没有的,因为北方不种稻子。蔬菜也很单调,有一个女生排专门种菜,她们种出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什么熟了就吃什么,有了萝卜吃萝卜,结了茄子吃茄子,没有太多的种类可以调换,所以有时能连着一个月吃一种菜。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甜菜,像萝卜一样的圆球形,看上去很好吃,可惜这东西并不适合直接食用,而是用于榨糖的。也有肉,但是不多,多数是猪牛羊,偶尔也有骆驼肉、狗肉。有次过节,男生吃猪肉,女生吃骆驼肉,我们很纳闷,不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后来听说是因为骆驼肉太“热”,男生是阳性的,本来就属热,再吃热的怕上火;而女生是阴性的,属冷,吃点热性的食物就不会太上火。这些中医道理听上去永远是似是而非的,用方舟子的话来说:所有拿不出实验室证据的说法都不科学。

有一次,连里出了食物中毒事故。忘了是过个什么节,改善伙食吃炸油条,可能是因为用的油不对,是胡麻油,吃了之后许多人开始呕吐,神志恍惚。据说有的人已经口授遗言,准备告别人世了。我那次反应不是太厉害,可能跟吃的多少和体质有关,很多人用牙刷把儿捅嗓子眼,让自己把吃下去的油条吐出来,逃过了一劫。最终,经过抢救,症状缓解,一个人也没死。那些留遗言的被人们传为笑柄,被大伙儿嘲笑了很长时间。


那时,医疗条件是很差的。虽然按照部队编制,每个连有一位军医,现役军人。叫军医,可也就是个军队卫生员的水平。有一次,我咳嗽,发高烧,军医给我开了病假,打青链霉素,折腾了很长时间才让我复工。当我问他我得的是什么病时,他却始终缄口不言,不知道是因为以他的水平无法确诊,还是因为怕吓着我,反正这位大夫任我怎么问,就是铁嘴钢牙,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口风。病给你治好了就行了,其他就别多问了。所以那次我得的到底是普通肺炎还是肺结核之类的病,我始终也不知道,只是在几十年后的年度体检中,总是会有肺部陈旧钙化点的报告。公理公道讲,我去的兵团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去的小山村的医疗水平还是要好很多,很多知青就因为痢疾一类的常见病死去了,再也没有能够从乡下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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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 05:32:44 |显示全部楼层

物质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的苦闷才是致命的。在那个地方,我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为反派人物批判,并且因为父母的问题和这些事入不了共青团。我早在师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时候就写过入团申请书,当时被老师当做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表现,把我的申请书(上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话语,当然提到了刘胡兰——她15岁就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已经13岁了,等等)当做范文给班上的同学传看。我那时在全班40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委员),我从小一直是拔尖人物,现在居然在周围人都入了团的时候屡试不中,这种遭遇对于人年幼时的理想主义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为在这个遭受痛苦折磨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这同我过去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的丑恶大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丑恶,伴有种种难以想象的丑恶细节,令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由于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时的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如前所述,我们连总共有一二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边景色的荒凉,也有生活方式的压抑。跟他们比,我的状况算不错的),每次写家信,都有对自己的长篇批判。记忆中信里有过这样的字句: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多年之后(我早已离开兵团之后)才听说,当年我的每次来信都会在妈妈的同事中引起一阵骚动。妈妈会告诉她们:女儿来信了。可见当时家里人已经担忧焦虑到何种程度。她们一定是怕我熬不过去,得神经病。



所以,当我三年后从内蒙回到北京的家,再见到过去的家园,就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记得我回到北京后,与中学时的旧友相聚。聊了一阵,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还没写完小组总结呢!”我马上开始发愣,觉得听到的好像是上辈子的事,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辈子中的一个人,一个记忆。它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有一种重回娘胎的感觉。那时的我,感觉上已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年人,虽然当时我才刚满20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已经离我远去,我受不了它,无论见到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天真烂漫,都会使我感到不知所措,甚至会引起一种轻微的反感。直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还会反复做一个噩梦,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团,可见这段经历对我是多么不堪回首。



70年代李银河在山西大学

我记得在我刚从内蒙回到北京时,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都喜欢小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有赎罪情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准备受这样痛苦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也经过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悲壮,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尴尬。我们当时虽然根本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连知识青年的称号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点学历来说都相当勉强,但是,我们的这段生活经历并非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痛苦的现实生活的煎熬使我们在20岁时就成熟起来,而现在的孩子们在这个岁数还在大学过着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习生活呢。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从我们的肌肤血肉上得到的经验呵!从此以后,我们偏爱从自己血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信任何人。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退休后从容不迫,
觉得生活真是神仙的日子

作者:李银河


我的生活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容不迫

不知不觉间在人世已活了一个甲子。据说痛苦的岁月感觉上过得慢,快乐的日子感觉上过得快。既然我能在不知不觉间就过了六十多年,说明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快乐的。



在我的感觉中,生活就像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清澈见底,波澜不惊。它无声地流淌,蜿蜒绕过水中的怪石,在某个靠岸的角落,水流舒缓,几乎停滞,有翠绿的浮萍显现,偶尔还可以看到细小的游鱼在其中嬉戏,倏忽不见,再也难寻踪影。



从容不迫,很少真正着过急,较过劲。主要的原因是我做什么事都很容易做好,稍加努力就名列前茅。比如从小学到中学进的都是最好的学校,而班里如果有一个少先队大队委员,那就是我;如果考试只有一个人得奖,那就是我。并不用特别努力,得了奖也并不特别高兴。当然,心里还是愉快的。



所有的青少年最大的人生考验是考大学,而我偏偏连这个都没赶上--该我考大学的年龄,文化革命爆发了,大学取消了。所以我一生没怎么真正着过急,我的智力的极限也没真正受到过挑战,我不知道什么是过不去的关卡。



但是要说完全没有着过急也不准确。急还是着过几次的。一次是在内蒙兵团呆了三年之后,妈妈通过一位熟人把我调回北京。内蒙兵团作为我人生中离家远行的第一次,经历是痛苦的,艰难的,这痛苦既有肉体的,也有精神的,所以有这么个走开的机会就像命运的转机,是生活道路的一个大转折,所以还是真着了点急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冯唐这么聪明的人还会梦到考数学,我的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就是又回了内蒙兵团:不知怎么回事,我没有走成,又回到了那里,心里那个着急,那个痛苦啊,对要面对的生活感到不寒而栗。



还有一个噩梦就是误飞机,那是1982年去美国留学落下的毛病。那年的9月13日是匹兹堡大学的报到截止期,如果我不能在那天赶到学校,奖学金将会取消。而当时中国飞往美国的飞机并非每天都有航班,我好不容易赶上了9月13日(那是林彪座机坠毁温都尔汗的日子,不吉利啊)的飞机,仅仅因为美国与我们有12个小时的时间滞后,才得以按时赶到学校,开始了我长达六年之久的留学生活。如果差一天或晚几个小时,我的生活道路将改写。那次真是急大了,我能不做噩梦吗?



除此之外,我的生活大体上从容不迫,波澜不惊。

怎样才能享受人生:
物质条件+精神条件+个人意愿

要过上高质量的生活,除了要具备享受人生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之外,还有一个意愿的问题。



享受人生的物质条件当然包括谋生的基本技能,使得人能够独立于世,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如果处于病中,就根本无法有享受感觉,只能苦苦挣扎,度日如年。



享受人生的精神条件则包括感受力、理解力、敏感度,如果感受力不强,理解力不强,也无法有享受的感觉。尤其对于艺术品的精妙之处,没有一颗善感的心,往往感应不到。感受力其实倒不一定需要专业的训练才能获得,就像看一幅画,它的好坏价值是专业评论人的事情,能否为人带来美的享受却只需要一颗善感的心就足够了;就像读一本小说,它的优劣高下是专业评论家的事,而一篇小说能否为人带来美的享受也只需要一颗有理解力的心灵就已足够。



物质和精神条件全都具备了,还有一个自身意愿的问题:有的人天生不愿意享受,而愿意受苦,比如那些抑郁的人,比如那些出家的人。比起享受人生,他们更愿意品味人生的痛楚。这也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人生态度,反倒是一种更接近生命本真状态的选择,因为人生的真谛并不是快乐,而是痛楚和荒芜。

精致的人生包括三个方面

有的人生是草率的,懵懵懂懂的;有的人生是精致的,明澈的,清醒的。前者是多数人的状态;后者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



多数人就像被一种未知的力量抛到世界上来,出生在一个家庭,被懵懵懂懂地喂养长大成人,然后再自己成家生孩子,尽其所能把孩子养大,自己老去死掉,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切近的,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得不做的,即使有点闲暇,也是犯犯愣,玩玩概率游戏,把时间打发掉。有时,跟周围的人发生冲突,也会激烈地争吵,伤心动肝,但是细想起来,全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完全不值得的。



少数人的人生却不是那么草率懵懂的,他们能够将自己的人生塑造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事实上,他们从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就一直在有意地做这件事:将自己的人生塑造成一件艺术品。正如福柯所说,不知从何时开始,艺术成为一个专门的行当,音乐家歌唱,画家作画,文学家写作,艺术家雕塑,而人生难道不应成为一个艺术品吗?



精致的人生包括三个方面的精致:

物质生活的精致,人际关系的精致以及精神生活的精致。
物质生活的精致并不是奢华,并不是炫富,而是简单的、质朴的,衣食住行仅仅是舒适而已,绝不刻意追求名牌和过多的占有,所做的一切仅仅满足存在的必需。因为与存在相比,对物质的占有是无足轻重的。



人际关系的精致是精心挑选可交之人。古人说,知己者,二三子。王小波讲过,以交友为终身大事,可终其一生也只交到几个朋友而已。亲人固然无可选择,友人爱人却可以精心挑选。只与心灵投契者交往,不把精力浪费在应酬式的人际交往上面,这是将自己生活塑造成艺术品的重要一步。



精神生活的精致则是精心挑选人类智慧和艺术宝库中的精品来享用,尽量不在低劣的精神垃圾中虚耗生命。如果自己恰好有某种艺术才能,则创造一点点美出来。于是就在塑造美的艺术品的同时,将自己的生命也塑造成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退休后,每天有大量空闲的时间。这种情况在一生中从未发生过。欣喜惬意之余感觉到: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如果说一生的忙乱都是手段,那么现在的空闲才是目的;如果说人的一生都在急急忙忙地赶路,那么现在才真正到达了目的地。是该享受自己生命的时候了。如果这样空闲的生活有十年,就补偿了一生的辛劳;如果再长些,那就是净赚的了。



记得有次见到一所著名私立学校的老板,他的一句话让我感慨万千,他说,我每天早上醒来就想到我的身上压着6亿的学费呢。无独有偶,有一位熟识的出租司机对我说,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今天欠着公司三百块份子钱呢,我得把它挣出来。虽然我的工作性质不同,没有这么具体的压力,但是也绝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



退休制度是现代社会对每个人的恩惠,对此每个人都应感激涕零。这绝不是某个政党或某个政府的额外施恩,而是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为每个人带来的恩惠。如果我们是古代人,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劳作和搞饭吃,根本不可能悠闲地享受人生。今天我们有了这样的机会,当然要善加利用。最难过的是想起我哥哥,他一生兢兢业业,早出晚归,刚刚退休就患了中风,一天也没有意识清醒地享受他的人生。



现在,我每天睡到自然醒,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晚上看电影,每天享受古今中外最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精心创作出来的美好作品,自己也写点自己的所思所想,觉得真是神仙的日子。我愿意永远地这样活下去——当然,这不可能——我也准备好了随时离去,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I am ready.









李银河,1952年生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性学家、社会学家、自由女权主义者,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代表作《婚姻法修改论争》《虐恋亚文化》《女性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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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4 16:49:00 |显示全部楼层
大叶 发表于 2019-1-22 05:32

物质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的苦闷才是致命的。在那个地方,我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 ...

人贵九品:你有几品?
第一品:认错

人常常不肯认错,凡事都说是别人的错,认为自己才是对的,其实不认错就是一个错。认错自己不但不会少了什么,反而显得你有度量。学习认错是美好的,是一个大修行。

第二品:诚实

诚实是立身之本,诚实是一种美德。人之无诚,不可为交。“欲当大任,须是笃实”。做人只有实实在在,老老实实,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我们对待工作也一样,不管是汇报工作,还是反映问题,都要实事求是,绝不可弄虚作假,失信于民。

第三品: 谦虚

谦虚是好人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无论什么时候把自己看低一些,总是好事,一方面有利于自己的进步,另一方面有利于与人相处。古人云“无论做何等人,总不可有势利气,无论习何等业,总不可有粗浮心”。干任何事情,不要总认为自己贤能,不可少之,这样不好,容易让人讨厌。谦恭之人,人皆爱之。


第四品:善良

善良是好人品的关键要素。人要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方能使人敬仰。古人云:“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因此,要多存善心,多兴善举。只有这样,才能坦坦然然做人,达到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的境界。

第五品:守信

古人云:“人而无信,未知其可”。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什么事也干不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键是要讲信用。古人把守信看作是做人非常重要的品行之一,讲究言必行,信必果。尾生为爱情魂断蓝桥,曾子因一句话为儿子杀猪,都是守信的千古佳话。人在社会上如果不讲信用,肯定没有人愿意与其交往,更不会赢得别人的信任。

第六品:宽容

常言道:“有容乃大”。人要有一颗宽容之心,要能容天下难容之事。我们要学会宽容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特别是与自己有矛盾的人。宽容别人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心灵松绑,否则,只会给自己的心灵加压,受累的还是自己。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多看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宽容别人不足之处,一分为二地看待别人。凡事争则两败,让则两利。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清代礼部尚书张英在对待自己家亲来信诉说与邻居的界墙之争时,回了这样一封信:“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是何等宽容的境界,人生在世,难得糊涂。


第七品:柔和

人的牙齿是硬的,舌头是软的,到了人生的最后,牙齿都掉光了,舌头却不会掉,所以要柔软,人生才能长久。心地柔软了,是修行最大的进步,人生才能活得更快乐、更长久。

第八品:沟通

缺乏沟通,就会产生是非、争执与误会,因为了解而理解!

第九品:放下

人生像一只皮箱,需要用的时候提起,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放下,应放下的时候,却不放下,就像拖着沉重的行李,无法自在!
人生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人生的修行,贵在修心,以不动之心面对各种人生境遇,努力学习,不断精进,最终圆满。这就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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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5 07:37:58 |显示全部楼层
大叶 发表于 2019-1-24 16:49
人贵九品:你有几品?
第一品:认错

李银河简介 王小波李银河情书 李银河王小波有孩子么

李银河否认是同性恋
李银河简介

社会学家,性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前研究员。代表学术著作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同性恋亚文化》等,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退休后出版杂文集《我的生命哲学》、《我的心灵阅读》和《我的社会观察》。为作家王小波的遗孀。

王小波李银河情书

1968年16岁的王小波在云南兵团劳动,并开始尝试写作。这段经历成为《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1971年,王小波19岁,去了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1973年,王小波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后在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做工人。工人生活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的写作背景。

1977年,25岁的王小波与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相识并恋爱。当时在王小波朋友圈中传阅的小说手稿《绿毛水怪》是二人相识的契机。"我是因为看他的小说认识他的。他的那篇《绿毛水怪》跟我很投缘。当时在另一个朋友手中拿到的,看完后,我就觉得早晚一定会跟这个人发生点什么。"(李银河)

相识以后,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你好哇,李银河……"王小波每每致信李银河总是这样开头,字里行间透出类似孩子般的对爱的渴望与无助。他曾对李银河说:"我不要孤独,孤独是丑的,令人作呕的,灰色的。"这个184米身高的黑脸大汉,说在见不到她的日子里,自己就难过得像旗杆上吊死的猫。他曾说恨不得一天49个小时和她在一起!李银河也曾在恋爱中致信王小波:"我希望你爱我的全部肉体,我愿意它因为你变得美。"她在给王小波的信中问道:"你能永远满足我的'要'吗……而且我还很爱妒忌,我甚至妒忌你小说里的女主角和那个被迷恋过的小女孩。

"现在再读他写给我的那些情书,我就觉得更像一件艺术品。他的表达除了对我个人的情感以外,有一种审美意义。"李银河后来说。

王小波李银河结婚后

1980年1月21日,王小波和李银河登记结婚,因为那时王小波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结婚是秘密的。没拍结婚照,也没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不注重形式。其实,在结婚之前,李银河觉得王小波长得不好看,心理有障碍,为这事儿他们俩差点儿不行了。后来王小波不服气地说:那我到动物园爬行馆去比一比。他又说,你也不太好看嘛,这样俩人就扯平了。

王小波是一个不进商店的人。他从来没买过花儿送给李银河,惟一的一次他给李银河买过一顶纯毛的帽子,是生日礼物。那时是花了5块钱。但二人之间最快乐和享受的,就是散步聊天,一切一切都可说,小波称之为"作倾心之谈"。

小波的性情不像他的外表,他善良、宽容,很会爱人。偶尔也生气,但不发脾气,顶多不说话,就坐在那里呼哧呼哧地进气长出气短的。"他是一个很会爱的人。有时想起他那样子就特别好笑--很淘气。朋友和邻居都知道我们十分好,从不吵架。我们虽然好,但并没有什么故事,因为没有太多的波折。"面对许多人对王小波小说里性描写的揣测,李银河在一次回答记者的采访中说:"小波这个人并不像他小说里写的那样,他生活中其实是比较老实的,我们连婚前性行为都没有。"

后来,李银河去了美国。1984年,三十二岁的王小波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在美留学期间,与妻子李银河驱车万里,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无论是在学历上、还是收入上,他俩始终是阴盛阳衰。但李银河坦言自己崇拜他,"因为真正的东西我是比不过他的"。在美读书时,王小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两人生活全靠李银河一人的奖学金,而她还不肯让王小波出去打工。她说:"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

1988年,三十六岁的王小波与妻子一道回国,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

回国以后,他们选择了最简朴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是坐在电脑前。而惟一比常人奢侈的一点就是经常下馆子,为的是省略做饭的时间,在那种顶多10块钱一个菜的小饭铺,要上俩菜一瓶啤酒,照旧可以做面对面做"倾心之谈"。王小波虽然外表五大三粗,却喝不了白酒,一喝就像红眼狼。但抽烟很凶,一天一盒。

王小波李银河离别

王小波和李银河没有孩子,他们结婚前就商量好,两人的世界就已经很丰富很有趣了,不像有些夫妻需要孩子作为纽带,小波说:我们家兄弟姐妹中生男生女都有,我们也添不出什么新品种了。还戏称要成立一个"断子绝孙俱乐部"。"如果他要活回来的话,我们商量的结果肯定还是不要。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孩子吧。我和小波在一起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而是就喜欢在一起。选择和自由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李银河)

1996年10月,李银河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王小波送李银河赴英国,在机场临别时,他用力搂了一下她的肩膀作为道别。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在1997年4月11日,四十五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以前我就问过他,说你嘴唇怎么老是紫的。"在英国,王小波给她写电子邮件,说最近特别显老,说都不敢往镜子里面看什么的,李银河当时说我也特别显老,没当一回事。小波逝世后,有一个记者告诉李银河,说王小波在一次开会的时候跟他说,我现在得了一种病,我可能要死了。大家就觉得他开玩笑,根本就没当真,王小波当时可能有预感。

王小波去世旁边没人,就他一个人,夜里11点半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他叫了两声,因为叫的声音太大,邻居有点害怕,也没敢上去看。第二天早上才带着人上去,看得时候就发现了。

李银河赶回来与王小波的遗体告别,王小波生前在信中对她说的话一遍遍响起:"我和你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

李银河在北京为王小波找了好几个墓地,比如说通惠灵园、八达岭的灵园。但是那种非得要横平竖直的,一排一排弄得特别整齐的墓碑让她不满意,她觉得这个特别不符合小波的个性。后来她说要不然算了,放在家里,或者找一个机会撒海。后来有一个朋友介绍了佛山灵园,它的山上有自然的大石头,李银河直接选了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上"王小波之墓"五个字,生卒年月。底下凿了一个洞,把骨灰盒放进去,一切都做得很简单。做这个墓穴花了就六千块。

小波走后,李银河精神上很孤独。她曾经说:"我们家原来有个亲戚38岁就死了,她有一个姑妈83岁还健在。临死前,她对我妈说,38岁死和83岁死没有什么区别。我也觉得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意义不大,主要是在你活着时的感觉。我从小就不太爱看星星,觉得人太渺小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没什么意义,最后什么也留不下。多少年后地球灭了,谁还知道马克思是谁?这么一想我就拔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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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6 09:23:4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鲁克 于 2019-1-27 12:41 编辑
大叶 发表于 2019-1-22 05:32

物质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的苦闷才是致命的。在那个地方,我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 ...

作者的风格似男爷们--

女强人多数无好结果,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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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6 09:26:13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鲁克 于 2019-1-26 09:27 编辑
大叶 发表于 2019-1-25 07:37
李银河简介 王小波李银河情书 李银河王小波有孩子么

李银河否认是同性恋

一段悲惨的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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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6 17:48:44 |显示全部楼层
鲁克 发表于 2019-1-26 09:26
一段悲惨的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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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7 10:35:00 |显示全部楼层
大叶 发表于 2019-1-26 17:48

没想到李银河一师四团的,陈佩斯是三团的,有意思的是,他们好像多不关注兵团知青的往事,她们在兵团时间短,对于她们来说,兵团经历就是个小插曲,不像老鬼,兵团生活深入,老鬼的血色黄昏,极为震撼,触动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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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7 11:41:03 |显示全部楼层
老沙鬼 发表于 2019-1-27 10:35
没想到李银河一师四团的,陈佩斯是三团的,有意思的是,他们好像多不关注兵团知青的往事,她们在兵团时间 ...

老鬼,作家,本名马波。《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
1947年生于河北省阜平县。
4岁时回到北京父母身边。初、高中分别就读北京师大一附中、北京47中。
1968年冬,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插队。在兵团受迫害。
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到荒山野岭中接受劳动改造。
1975年在周恩来关怀下才得以平反。
1976年冬,离开草原去大同矿山机械厂当工人。
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曾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任编辑,后调入法制日报社。
1990年,应美国布朗大学之邀,在该校英语系写作中心做访问学者。
1995年12月回国。为自由撰稿人。
著有:《血色黄昏》(1987年出版)、《血与铁》(1998年出版)、《母亲杨沫》(2005年8月出版)、《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2009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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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7 12:11:18 |显示全部楼层
杨沫:儿子老鬼
2018-02-26 18:00 革命
● 原创投稿请至:historymook@sina.com

老鬼极不寻常。

他不寻常,不是有什么“伟大”成就,而是性情特别。

他从小在故乡长大,五岁才回我们身边。七八岁时,他父亲带他回了趟河北老家,住了不过半月,但当他回到北京后,对我的称呼变了,“妈妈”忽然变成了“俺娘”。有许多天,他不肯洗脸、洗澡、换衣服。不仅如此,小便时,总是脸朝南。我发现后,几次问他为什么这样,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说出“想老家”。他是为了不把从老家带来的尘土洗掉,才不肯洗脸换衣服。至于朝南小便呢?那是因为老家在北京的南边。

还是在初中时侯,他忽然啃起大部头的马列主义书籍来。我们发现他在看《资本论》、《列宁主义问题》、《左派幼稚病》等书,劝他说:“小波(他的小名),你看这些还不到时侯。先看点基础书,首先看毛主席著作,学习要一步步来。”

这孩子从小沉默寡言,说话还结巴。无论我们说什么,既不顶嘴、抬杠,也不唯唯诺诺,但是他有主意。这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中,捂着一只手哭丧着脸,来到我们身边,却不出声。看他那样子,我们问他怎么了?干嘛捂着手?他结结巴巴地说:“手指头破了。”“怎么破的?”我赶忙问。

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割破了。”“割破了,怎么割破的?”他爸爸接着问。“为了入团,写血书……这样怪僻,虽然写了血书,自然还是入不了团。

他热爱解放军,十四五岁连着两年到宣武区征兵处报名参军,人家说他不够年岁不收他,他就一整天站在征兵处不走。晚上被赶走了,第二天大早又去报名参军。征兵同志见这么个脏孩子总来缠着,就耐心向他做说服工作。他不吭声,第二天照样又去。他有较深的近视,知道这会影响他参军,就缠着我要配隐形眼镜。给他配了,因为年龄小,他的参军梦却始终没实现。

高中他入了坐落在西郊的四十七中学。



后排左起为老鬼、大姐徐然、二姐小胖,前排左起为母亲杨沫、父亲马建民。大哥缺席 摄于1958年

他喜欢读书,古今中外小说读得不算少。初中时想当关云长,高中时想当马特洛索夫和斯巴达克斯。于是,怪事不断出现:我们住在西城柳荫街的三合院,大门里的过道是洋灰地,暑假的炎热天,当午,这洋灰地热得像块烧红的铁,可是“斯巴达克斯”精神,却使鬼儿子打着赤膊躺在这块热铁上,一躺几个小时。开始全家都睡午觉,并不知情。后来被我发现了,看见儿子躺在赤热的阳光下晒着,浑身像烧红了似的汪着黑赤的光,我又气又恨。

当然,从小执拗的个性说也无用,第二天儿子照旧在阳光下狠狠地晒着。高兴时,他也谈谈他的思想:想当英雄,那就必须能吃苦耐劳,尤其要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

这个孩子到“文化大革命”有了异常的政治土壤后,他的惊人表现也就更加异常!

1967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我家有十个男女红卫兵闯进家门。这天,我到我单位——北京市文联参加运动去了;老伴儿也被电话叫到他所在单位——北师大去开会;家中只有老姑姑等几个女人。十个如狼似虎的红卫兵叫开街门后,跳到屋里、院里飞速地分头行动起来——有掐电话的;有用带来的一筒筒黑涂料,匆匆忙忙在院墙、屋地上涂写比斗还大的大字标语的;有个特壮的小伙子先把姑姑和侄女锁在东屋里,然后跳到北屋把里面的一个大姑娘用绳子把手倒绑得紧紧的,接着在他嘴里塞了满满的一嘴破布,最后把她推倒在床,接着一把大斧头猛地劈开了我的大衣柜,把柜里的几百元钱、二百斤粮票和一个不错的收音机拿到手,最后对倒在床上的大姑娘说:“告诉你,不许你报案!为了革命,我要大义灭亲!不然,小心我们还得再来砸你们!”

原来这壮小子就是马波。

十多分钟后,一场狂烈的风暴戛然终止,马波带着九个同学飞快地结束了这场战斗,夺门而走……“文革”中,我十分幸运,单位里有浩然、李学鳌等一些同志暗中保护我,我家中并没有被抄过家。可是我的儿子却带人抄我砸了我……至此马波的故事并没有完,遭劫后不过一周,他给我们写来了信,抬头不写父母亲,而称之为“马健民、杨沫”。信是从南宁寄来的,他说他们为了革命,要去越南援越抗美,要做“千秋雄鬼永不回家”。更表示壮志:“好男儿当马革裹尸还。”不过下面却改了口吻:速寄南宁××××处五百元,否则当心你们的狗头!你们将遭到比上次更加惨重的打击云云。

我们这个儿子啊,怎么说呢?他和一伙同学抢了自己的家,弄些钱,然后去越南抗美,他们几次跨越中越边境,跑到那边,被越南边防军狠狠揍一顿赶回中国境内,可是他们誓不罢休,当他们又要偷越国境时,被中国边防军捉住,也狠狠揍他们。这十位“英雄”渐渐有人受不住了,多数不去越南回北京了,只有马波或许还有一两个同学跟着他做“千秋雄鬼”。马波是个倔强的任性孩子,他挨打受罪最多,但还是没有去成越南,只能跑到西藏、四川。不知怎么他们又大胆逞能地偷了部队的一支枪,最后回到了他读书的北京四十七中。后来他偷枪的事被人揭发,海淀公安局把他抓起来关了几个月。这时侯已经是1968年春天了。

此后,学校分配他去山西插队,他觉得内地农村干农活没劲,没有去。终于有一天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忽然决定去艰苦的内蒙,他们要在茫茫草原上干一番事业。

他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探索性新闻主义”的小说《血色黄昏》中,如实地描绘了他临去内蒙时的情景:“妈,我今天晚上要去内蒙了。”“什么?你今天晚上走?”母亲睁大眼睛望着我。“嗯,今晚上十一点五十分的火车。”

一阵沉默,只听见寒风在窗外一声声低吼。妈妈温和地问:“你响应毛主席号召去边疆是对的,但你们不通过组织,自己跑去,人家会要么?”“没问题,我们学校有好几个人自己跑到内蒙,人家全要了。”“那档案、户口等手续怎么办?”“那边收下后,再回来办。”……他们去了内蒙,人家不收。于是又是用刀割破手指写血书,感动了当地的司令员,批准他们去西乌旗的一个牧场劳动。

这地方奇寒,我生长在北京,虽读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但很难想象其奇异的景象。

儿子后来回到北京,常对我说起他们西乌旗的冷,那里六月天刮白毛风还能冻死人。经冻的牧民,鼻子、耳朵一样会冻掉,最冷的天,人尿一出来就立刻成冰柱……可是这伙青年,就是割破手指写成血书要求去这令人生畏的地方。

可是,那个时代呵,那个时代的青年呵,他们都遇到了怎样可悲的命运呢?……儿子去内蒙八年,有七年都是在“现行反革命”的悲惨严酷的折磨中度过。

他最好的锦绣年华,变成了血泪斑斑、伤痕累累、不人不兽的岁月。

刚到不久,他们就以“阶级斗争为纲”奉命抄了牧主的家。“牧主”家有什么呢?没有珠宝,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十几只羊也成了牧主。可是这伙小青年尤其是马波——一马当先。于是,他们和牧民的关系紧张了。马波狠打牧主时,一个贫牧为了救“牧主”,狠狠给马波头上一闷棍,马波暴怒,几乎要用铁锹打死这个贫牧。他在学校里就学会打拳、摔跤,浑身练就铁骨钢筋,如果一铁锹下去,还不出人命!是他的一个头脑冷静的同学狠狠抱住他,最后用力咬了他的手指头,他才松了手。

他临去内蒙时,答应我不打架,好好干。可是,不出一年,他就给家中来信,夸耀战绩:“妈妈,我打了一个马车班长,打得他鼻青脸肿,嗷嗷求饶。他一贯欺压知青,前些天,草原奇寒,刮着白毛风,我一个人赶着一辆大轱辘车拉了一大车石头,从天亮赶出去老远,到天黑才赶了回来。不想快回到连部的时侯,一块尖石头,刺破了车带,车没法走了,我只好卸下石头,赶着空车回来。不想这班长不但拿走我的三个大包子偷着吃了,使我饿了一天的肚子只吃了几个冷镘头充饥。我正生着气,他还跑到指导员那里告我搞破坏,说车带不是尖石头扎的。可把我气坏了。我找他去说理,他反而大骂我狗崽子,先动手打我。我挨了打不甘心,夜里越想越气,第二天天刚亮,我突然跑到他屋里,骑在他身上狠狠揍起他来。他从枕下抄起一把剪羊毛的大剪子,站起来和我斗。不是我身体灵活,有功夫,说不定叫他扎死了。

这次我突然袭击,他不是我的对手,终于向我求饶,我才罢休。可是,他在被送往医院前,又向指导员诬告我……“现在我必须检讨,我承认我打他不对。可是,我能为连里的知青们,为我自己出了气,写写检讨也高兴……”马波打架伤了人,更因为他的坦率——当整党时,他给指导员提了意见,于是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扣到他头上,一戴就是七年。

当了反革命,他受的罪可大了。请看他的回忆:赵干事打开抽屉,取出一堆铐子……他拣了半天,拣了一个既小毛刺又多的,摘下原来的铐子后,复员兵把我的双手扭到背后,铐了半天也铐不上,铐子实在太小了,最后,还是那位复员兵痛快,他把我的手腕按在桌子上,两个(铐子)眼对准,用拳头狠砸,终于铐上。“俩胳膊血液不畅通,酸麻酸麻,肩韧带阵阵剧疼。我只好用剜肉补疮办法,把双臂尽量往前拉,任手铐深深勒进皮肉里……”……“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指导员借以广泛搜集他的材料(光打架上不了什么纲,必须有政治问题才够劲),从北京同去内蒙的有的同学在压力下,开始揭发他说过毛主席也有缺点;说过搞个人崇拜是反马列主义的;说过“三忠于、四无限”不应当强迫搞……于是六大罪状,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上报到师。桀骜不驯的马波受苦不过,又眼看别的盟有些知青在“一打三反”中已经被镇压,他为了活命,渐渐变得老实了,变得俯首贴耳了。

他被押着了,到他团里十一个连,一个连一个连地去游斗示众。每天打倒他的唾骂声、愤怒声把他搞得迷迷糊糊,不知自己是在做噩梦,还是活在可怕的现实中。有时,他曾冷静地想,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怎么能随随便便把一个自愿支援边疆受尽辛苦的知识青年定为敌人?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怎么能出现这种事?难过极了他想过死。但他很快驱赶了它,他要活,一定要看看中国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罚他上荒无人烟的石头山去打石头,背石头。一个人住在山洞里好像狼一样过着孤独的生活。打了石头,又几吨几吨地一个人弯着腰从深坑里向地上背。他真有些像野兽了,不洗脸、不洗手、不洗换衣服,像个原始人,整年整月一个人住在山洞里,成天吃着粘着牛粪的食物,多少日子看不见人迹,实在烦闷极了他就对着苍茫天际,像狼一样怪嚎、怪喊,以发泄胸中的积闷……因为长期不说话,当他以后回到人群中时,几乎都不会说话了。

马波这时侯给我们来了信,说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很受了些苦。当时,我们的情况也很不好,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那时对解放军领导的内蒙兵团还十分相信他们的公正。儿子被打成反革命,以为他一定问题严重,罪有应得。有一段时间没有同情他,也没有多理他。这当然更加重了儿子内心的痛苦。可是,后来,我们从切身体会中,从许多老将军、老干部的遭遇中,渐渐明白了“反革命”帽子的真实含义,这顶帽子无论多革命的同志都可以在“文革”中飞到头顶上,何况孔武有力好打架、又敢直言不讳说真话的马波呢?于是,大约从1972年以后,我就对儿子的事大为关心了。写信鼓励他好好干,不要悲观,问题总是可以澄清的。接着我又像个乞儿,打躬作揖地给他的指导员、团领导、师领导一封封写信,不论大小官,一律称之为“首长”,请求他们对马波的问题进行复查,说明他从小热爱党、热爱解放军,不会是反革命……。我为儿子费尽了心机,可内蒙兵团那方面却音讯杳然。



杨沫与儿子老鬼

这时他写信告知我们,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有一个和他同一个连的女孩以她神圣纯洁的光辉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他深深爱着她,他有许多邪欲,可是一想到她、一看到她,他的心立刻像水晶般透明起来。她并不爱他,更从不理他,但他那颗初恋的挚笃的心,并不因为她的冷漠——或者轻蔑而稍有改变,这个神占据了他整个心灵,在他兽化的生活中,心中却蕴蓄着最真挚、最圣洁的情愫。我想我那极自尊又粗野的儿子所以能够在那样悲惨的环境中活了下来,多亏这个他心中的“神”拯救了他……进入1975年,儿子在内蒙古建设兵团的风雪草原上,仍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服苦役,我的心越来越不安。这时,一个朋友给我出主意说,你给周总理写信吧,他关心群众,也许可以起作用。当时我知道批林批孔周公,总理处境也不好,不忍心打扰他。但是为了儿子的前途,我终于给周总理写了信。果然不多久,我就得到消息说,周总理把我的信转给了内蒙古的第一把手尤太忠同志,尤太忠批复内蒙兵团复查马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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